真相La vérité（1960）

真相La vérité（1960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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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性太卑鄙，太齷齪了，看完電影《真相》的第一個感，就是惡心。無論是法官、公訴人還是律師，這些高高在上的人，他們只是一個個巨大的機器，沒有情感，讓人想到了電梯檢修口，當一個人掉下去，就會被機器無情的卷進去並攪碎。這是個由愛生恨進而被制度徹底毀滅的故事，庭審制度及其權利機器中人性的可怕，讓人想到了加繆的《局外人》，愛情及其毀滅，讓人想到了《苦月亮》。演員是一代性感女神，碧姬芭鐸演技完美，表達了在陌生人面前撕心裂肺，不是為了辯白，只是為了說服所有人，包括自己，他真的愛過。如果他愛過，她便絕無獨活的可能；如果他未曾愛過，她生命的支柱坍塌，便更無理由存活於世。橫竪都是死。這是一部真正的關於愛與死的電影。

從電影《真相 La vérité (1960)》了解法國的法庭

電影《真相》（La Vérité, 1960）由亨利-喬治·克魯佐（Henri-Georges Clouzot）執導，是一部經典的法國法庭懸疑劇，通過法庭審判的形式展現了一起兇殺案的審理過程，從中可以窺見法國法庭的一些特徵與當時的司法文化。以下從電影的背景、情節和法庭描寫，分析其反映的法國法庭特點：

1. 法庭結構與程序

對抗制審判：電影中呈現的法庭採用對抗式審判模式（adversarial system），這是法國等大陸法系國家常用的司法程序。控方（檢察官）與辯方律師激烈交鋒，通過各自的論述和證人陳述來爭辯案件真相。這種模式強調律師的主導角色，法官則更像是仲裁者，負責確保程序公正並最終作出裁決。

公開審理：電影中的庭審場景公開進行，法庭上有觀眾席，反映了法國法庭的公開性原則。公開審理是法國司法傳統的一部分，旨在確保司法透明，接受公眾監督。

法官的主導地位：雖然對抗制中律師扮演重要角色，但法官在庭審中仍具有權威地位。電影中，法官會引導庭審進程，審問證人，並對程序進行控制，體現了法國法庭中法官的積極參與角色。

2. 法庭氛圍與人性衝突

戲劇化的法庭對抗：克魯佐通過法庭場景展現了高度戲劇化的對抗，控辯雙方不僅爭論法律事實，還深入挖掘被告多明妮克（Dominique Marceau，由碧姬·芭铎飾演）的動機、性格和道德。這種對被告個人生活的剖析反映了法國法庭在審理刑事案件時，特別是涉及激情犯罪時，傾向於考慮被告的心理和社會背景。

陪審團的角色：雖然電影未明確聚焦陪審團，但法國刑事法庭（特別是重罪法庭，Cour d'Assises）在審理重大刑事案件時通常會有陪審團參與。陪審團由普通公民組成，與職業法官共同裁決，這在電影中可能通過法庭的背景設置間接體現。

道德與真相的模糊性：電影通過庭審揭示了真相的多面性，控方與辯方對同一事件的詮釋截然不同，反映了法國法庭對「真相」的主觀性探討。這種對人性、愛情和動機的深入挖掘，顯示了法國司法不僅關注法律事實，還試圖理解更廣泛的社會與心理脈絡。

3. 法庭中的性別與社會偏見

性別刻板印象：電影中的被告多明妮克被描述為一個放蕩、缺乏道德的年輕女性，這種刻畫在庭審中被放大，控方試圖利用她的生活方式來證明其罪行。這種現象反映了1960年代法國社會對女性的道德審判，以及法庭如何成為社會偏見的放大鏡。

情感與司法的交織：多明妮克的案件涉及愛情、嫉妒和激情犯罪，這在法國法庭中並不罕見。法國的司法文化對激情犯罪（crimes of passion）有一定的寬容傳統，可能影響量刑或陪審團的判斷，這在電影的劇情中也有所體現。

4. 法國法庭的文化背景

1960年代的社會氛圍：電影拍攝於1960年，當時法國正處於戰後經濟復甦和新道德觀念興起的時期。法庭不僅是司法場所，也是社會價值觀的縮影。電影中對多明妮克的審判，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年輕一代自由生活方式的爭議與批判。

克魯佐的導演手法：克魯佐以法庭為框架，通過回溯（flashback）展示案件細節，這種手法不僅增強了懸疑感，也模擬了法庭上證人陳述與證據呈現的過程。這種結構讓觀眾如同陪審團般參與「真相」的解構與重構。

5. 與現實法庭的異同

電影的誇張性：作為一部劇情片，《真相》為了戲劇效果誇大了法庭的對抗性和情感衝突。現實中的法國法庭程序可能更為嚴謹，律師的表演性陳述和情緒化表達會受到更多限制。

法律細節的簡化：電影聚焦於故事的戲劇性和人物情感，對法律程序的細節（如證據規則、量刑標準）描寫較少，這與真實法庭的複雜性有所不同。

結論

《真相》（La Vérité, 1960）通過法庭審判場景，展現了法國對抗式司法系統的運作、法官與律師的角色分工，以及法庭作為社會價值觀縮影的特性。電影強調了真相的多義性和人性衝突，反映了1960年代法國社會對性別、道德和自由的複雜態度。雖然電影為戲劇效果進行了一定誇張，但其對法庭氛圍、程序和文化背景的描繪，仍為了解法國司法文化提供了一個生動的窗口。